腾讯的三次巨变

1、商业需要什么样的理念与精神

我们先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商业组织都必然面对追寻意义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中，商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商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商业需要什么样的理念和精神，才能让自己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并被各方接受？

其实，在人类文明之初，对商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所有的商业都有善恶两面，为什么呢？

因为商业的存在需要激发人的欲望，要让大家去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对金钱的追逐，对欲望的追逐，会产生贪婪，而贪婪是人性的罪。以商业求生存，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最初的罪？在2500年前，农耕社会，当时商业还不发达，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为什么“商”排在最后呢？因为中国人当时有自己的答案，叫“以义制利”。

 这个说法起源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他在《论语·里仁》中有一句话代表了中国对于商人利用商业牟利，或者普通人追求牟利的态度和原则。这句话是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与贵大家都想要，你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取它，你就不要去做。后来演化为《增广贤文》中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个核心认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商业必须要遵循有意义的手段，否则就会带来祸患或者产生不良的后果，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农耕时代，商业不发达时的看法。

进入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开始蓬勃生长，人类社会发现商业问题变得严重。当时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业有一句精确的描述，他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冒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随着资本和逐利越来越普及，人性的恶在被放大，当时欧洲人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在140年前，资本崛起的时代，欧洲人提出了解决方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他总结道：“对欲望永无止境的贪婪与追求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并且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甚至完全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冲力量。”

 一定要在意义、利益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是马克斯·韦伯给资本主义扩张开的药方。他希望用人类理性的力量，去制约资本主义的破坏性。 

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这种例子混沌讲过很多，比如，当牛顿发现了机械论，塑造出了一个控制型的社会；当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发现了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在新的理论描述下，一个更灵活、更弹性的世界出现了。而且它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世界的改变。 

如果我们缩小尺度，缩小到一家企业本身或者一个创业者本身，在企业生命周期中，你该如何去看待追寻意义与商业生存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结构来尝试寻找它的答案。

人类的商业求存，在人类社会中受到另外两件事情的制约，一件是生命个体意义的追寻，另一件是你如何看待世界。这个三个要素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叫“使命约束”的系统。

在商业中，我们每天都要思考企业生存的问题，商业瞬息万变，有可能步步都处于生死关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做到不迷失？怎样抓住真正的机会？当你能够去追求增长时，你该如何不作恶，赚到符合良心的钱？怎能够更长时间生存下去？这是所有企业在这个不确定时代，每天都需要思考和拷问的问题。

我们把“使命系统”再做一个推导，使命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呢？其实从追寻意义来看，任何意义都要借助某种理念来形成你的认知，而这个认知最后再内化为你的个体和组织使命，它们都是为了生存这个基本的逻辑而存在的。这就是在生存意义的轴线贯穿下，从虚相的意义到实相的使命的演化过程。

如果这个结构再去做一个描述的话，可以理解为，意义是灵魂，理念是躯体，使命是行为，组织由此在理念驱使中向着意义行进，这个过程就叫做生存。从这个生存的过程中来看，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通过意义的寻找，能不能或者怎么能对抗、消解、解决组织生存的焦虑，找到组织生存的办法，度过组织成长的危机。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腾讯是如何追寻意义、突破边界的

2、腾讯使命与愿景的变迁

腾讯成立至今，一共发布了三次使命，它每一次是在什么样的动机、外部环境、内在考虑下发布的？它面对生存的挑战、压力、危机是什么？

2003年，腾讯上市前，发布了第一次使命，明确提出“用户依赖的朋友、快乐活力的大学、领先的市场地位、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和合理的利润。” 

在创立第六年，也就是2005年，腾讯找到了自己的成长路径，明确提出“通过互联网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与”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的使命。

2019年11月11日，在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上，腾讯发布了自己的全新使命和愿景，叫作“用户为本，科技向善。”

从腾讯的使命更迭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内容越来越简练，但却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接近理念，为什么呢？我们从它的创业历程来看。

 求生

在腾讯上市之前，也就是1998年到2002年期间，是腾讯创业维艰时段，那时马化腾过得特别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当时QQ已经起来，用户数在飞速增长，服务器带宽的成本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但是却没有任何商业变现的手段。为了变现，当时马化腾还出过昏招，实施QQ注册收费，但试了一下就立即停了下来，因为用户数“啪”一下就掉下去了。没有用户，他本能地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在那段最困难的时间，他只想活下去，为此，他甚至做出了卖身的决定，他去见过新浪，见过搜狐，见过网易，见过深圳数据局，见过中国电信广东数据局，国企私企都想卖，但人家不要他。最后中国电信答应说100万买了，但是，当中国电信的人已经到马化腾的办公室开始接收资产时，马化腾临阵反悔，决定不卖了。幸亏他反悔，才有了后来的腾讯。

为什么他不卖了呢？因为这时他决定追寻意义，也就是2003年第一次使命的提出，其目的就是为了求生。

很多人对腾讯提出的这个使命不太理解，说：使命里边居然出现了“稳定和合理的利润”、“领先的市场地位”这些东西，看起来更像是市场目标，不是使命，根本不符合使命应该有的价值感和高大上的感觉。其实并非如此，这个使命就是当时腾讯心态的真实反映，它就是为了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存的办法，甚至找到盈利变现的手段。

在这个阶段，不要苛求你使命是不是一定要高大上，反而接地气就是求生。

当时那个年轻的团队第一次融了220万美金，拿的是电信盈科的钱，整个团队就是为了找到一条活路。 

我们来简单总结下腾讯提出的第一次使命。在创业维艰的阶段，其实也是他的生存之痛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追寻的意义，完全不用去做那些漂亮的、浮华的解释，生存本身就是意义，活下去才是第一目标。其实，这符合我们所有创业者，所有企业经历的生存阶段，在你的第一曲线没有找到破局点之前，企业家内心最真实的状态，不用自高陈义，把那个东西讲得特别理想，因为这个阶段生存本身就是意义。所有人使命的第一阶段，其实都会经历生存之痛，这时你要解决的核心其实就是自己如何好好活下去，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

疫情之下，这个东西对大家更有现实的意义。用《士兵突击》这部电视剧中许三多的话说就是：“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 

腾讯为了解决生存之痛，它的意义是什么？生存即意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盈利的手段活下去，这就是它提出第一次使命时的真实的状态，而且这个使命让它开始建立了自己的认知系统，建立了自己企业的意义边界。我们经常讲破界，但要注意的是，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破界，一定先要有一条生存的边界。其实所有企业在创始阶段，活着就是你的第一次边界成型。

求大

腾讯第二次发布使命时，已经找到了变现的手段，能够比较稳定地活着，所以，这时他谋求的是成长、做大，或者说是增长。希望通过互联网服务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做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而且还提出了“正直、尽责、合作、创新”的价值观。

从后来的历史演化看，此时此刻的腾讯可以说是“有方向没路径”，为什么呢？因为成立五年之后，他就提出要做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但事与愿违。 

2010年7月，有一件特别惊世骇俗的事情发生了，《计算机世界》刊登了一篇题为《“狗日的”腾讯》封面头条文章。在中国媒体环境下，作为独立第三方，而且是靠着企业广告生存的媒体，居然敢直言不讳、态度鲜明，用近似于骂娘的手段来做封面标题，可想而知，这个事情背后有多么巨大的现实和仇恨，让整个行业都认为腾讯是全民公敌，甚至公敌到了媒体可以肆无忌惮地这么讲的程度。

这个阶段的腾讯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成为“狗日的腾讯”？

这个阶段的腾讯为了成长，就去看所有的创业企业在做的项目，只要你的项目商业模式得到验证，开始有了成长的苗头，它就在内部用像素级复制的办法来复刻，然后再用它巨大的用户体量来赋能，在短时间迅速地覆盖你所在的赛道。

当时的创业者如果去找投资人，投资人都会问一个通用标准问题：“你干的这件事情，如果腾讯干了，你要怎么办？”

在这种完全不给别人留活路的状态下，追求受同行尊敬的腾讯变成了“狗日的腾讯”。

这件事情风波未停，一年后又爆发了更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熟知的“3Q大战”。360和腾讯互相指责对方耍流氓，出于对用户的考虑，主动卸载对方的软件，这个事件甚至引发了当时工信部的关注，把双方都请去问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风波后来用各种公关的形态平息了，但是余波未平。 

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腾讯变成了“狗日的腾讯”，但为什么它要用这种不给别人留活路的方式来做大？为什么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存在下去？

要申明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揭腾讯的短或者抹黑腾讯，只是想用混沌的思考方法来看一下，腾讯当时为什么喜欢用这种手段来实现增长。

这其实与它成立之初经历过的生存之痛，形成的生存路径依赖有很大的关系。

1998年11月，马化腾从润迅，也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寻呼机企业辞职后，用50万元注册资本注册了腾讯家科技公司，当时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主业也不是什么即时通讯软件，更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社交。只是偶然一个机会，他接触到了当时以色列人开发的一个叫作“ICQ”的即时通讯的软件，也是全球最早的通讯软件。他发现这个软件没有中文版，于是，他就做了一个仿“ICQ”的中国版，叫“OICQ”，在1999年2月上线，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QQ。 

要注意的是，他并不是完全复刻，有做一些本地化的微创新。采用通讯录在线保存机制，以及推出QQ群等社交功能，也正是如此，“OICQ”才获得了用户的追捧，用户量开始暴增。

我们刚刚讲过，由于QQ用户数量的暴增，但没有盈利手段，导致他当时甚至想卖身，当然，幸亏当时没卖掉，要不然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用的QQ。当时没有卖掉QQ，也正是因为腾讯悟出了一个道理：抄袭、借鉴、优化、再超越，成为最初求生的成功手段，也成为后续腾讯成长的内在基因，不过，也正是这个基因导致了又一次生死危机——“狗日的腾讯”。

由此可见，在求生阶段，如果你只想着生存，不考虑其他社会价值等，极有可能在你成长时为它付“学费”，这也是腾讯做使命更迭背后特别痛的真实原因。 

当然，腾讯做这些并非没有道理。如果你看过《博弈论》就知道，对于领先的人来说，不要先动，要等到你的追赶者动了之后，你去模仿他，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策略，但是这个策略有底线，你不要像素级地复刻，不考虑任何知识产品，不给别人留任何活路。 

抄袭模仿，理论上是最优策略，但现实中却被腾讯搞得一地鸡毛，如何与别人一起活着，成为腾讯必须思考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过，如果放大历史角度看，这不仅仅是当时腾讯或者马化腾的问题，还是那一代中国企业家的问题。当时如果中国企业家抓住一个趋势红利，急速成长的话，都需要付学费。马化腾1998年创业时，才27岁，他当时就是一个在一家民营寻呼机企业工作过几年的工程师，完全没有商科、管理认识，也没有使命文化的熏陶。从一个技术理工男，到一个行业的领头羊，甚至到后来的企业霸主，在这个急速成长的过程中，他刚开始就缺乏理念认知的营养，所以才会出现后面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对腾讯来说并不是坏事，经过“狗日的腾讯”这件事情的教育后，它真的长大了。曾经人民公敌的现实让腾讯认识到，必须学会与别人一起活着，不是所有战斗都是你死我活。后来，腾讯放弃了像素级的抄袭，变身成了资本联盟，成为了投资大鳄。大家今天看到的腾讯系就是这样诞生的，它明白了企业生存的意义是要随着阶段发生变化的。

从独活到共存，可以说是腾讯自身生长中的第一次意义升级。如果在它的生长线上来做一个区隔的话，从它的第一次使命到第二次使命提出之后，一直持续到2019年使命没有变革之前，它经历的叫成长之痛。腾讯在这个阶段之中，完成了自我认知的蜕变，开始学会如何与同行一起活下去，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随着第二次使命的提出，到真实的落地，从独自活着到共同存活，从自己求生到联合成长，腾讯才算完成了自己成长中的第一次使命破界。

回过头看，那些所谓伟大的公司背后，哪一个不是曾经跌倒，哪一个不是曾经伤痕累累，与其说这是伟大的代价，倒不如说是意义的代价。 

责任

为什么2019年11月11日会提出“用户为本，科技向善”的使命？是什么样的困难和压力或者危机导致它必须再次破界

“用户为本”的意思一目了然，不用去解释，但是“科技向善”这么抽象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科技向善”其实并不是马化腾提出的，而是腾讯最初的创始人团队中的前任CTO张志东提出来的。2018年1月，张志东在腾讯研究院主持的公开论坛上首次提出这个概念。

什么是善？怎么向善？这些东西在腾讯内部并没有公开的答案，虽然张志东提出来了，甚至在决策层中也提出来了，但并没有形成对外的实名公布，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共识。

为什么呢？ 

腾讯高管的管理团队并不是一个强力的组织，他们经常会出现边缘的概念创新，就像放一个气球去试探一样。所以，腾讯研究院连续举办了两届论坛，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把“科技向善”这个概念向社会释放出来，看社会的反应，与此期间，他们内部对这件事特别有疑虑，还想再等等，看到底能不能形成共识。 

为什么有疑虑呢？ 

要注意的是，从2016年到2018年，腾讯遇到了两次核爆炸级别的冲击波，第一个冲击波是关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也就是腾讯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决定了“科技向善”中“科技”的出处；另一个冲击波是商业模式的认知，腾讯到底该用什么方式赚钱？腾讯赚了大钱后到底该怎么发展？由此导致“向善”成为一种必然。

第一次冲击波我把它称为第一次预警时刻，也就是腾讯为什么特别强调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游戏运营公司？或者社交软件公司？腾讯为什么一定要把“科技”的标签贴到自己身上？

2016年的3月，Alpha Go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利用计算机算法击败了代表人类出战的李世石（当时世界上最强围棋高手之一）。有人认为这几乎等同于“1947年秋天，两位工程师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州郊区的实验室里发明了晶体管”——那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信息时代。Alpha Go战胜李世石，包括后面战胜柯洁，则宣告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时代变了，腾讯再一次陷入了生存焦虑。从PC到移动互联网，按照腾讯自己的表述就是，微信的诞生给他带来了那张船票，但人工智能时代腾讯的船票是什么呢？

它发现再用单一的产品做船票很难，所以马化腾在内部提出来一个严格的问题——“腾讯是谁？”

这个问题马化腾有了很明确的答案，腾讯应该是一家科技公司，所谓的科技是原创科技，内升科技，真实的向更底层研究的科技。为此，从2016年到2019年期间，腾讯的HR一直在硅谷和世界其他地方，网罗AI的各种专家，IoT的各种专家，以及很多技术前沿的专家、学者，都在被他们不遗余力地招纳到腾讯的内部，加入这家公司。更明确、更精准的描述其实叫涌入这家公司，因为几百人一下子就到职了，当然，腾讯为此也付出了巨额的成本。

腾讯在新时代来临时，获取自己生存的船票，船票的名字叫“科技”。但只有“科技”就够了吗？当然不够，腾讯这时并没有想着要做使命更替，它觉得如果拥有了科技的能力，再加上自身强大的吸金能力，应该可以往远处走。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社会、市场、世界给了它截然不同的信号，也就是第二次预警时刻。 

大家都在质询腾讯为什么而存在，只为了用游戏赚取暴利？只为了《王者荣耀》、《绝地求生》而活着？这件事把犹豫了一年都没有承认的“科技向善”推到了风口浪尖，如何做到“向善”？我们看到，问题已经从“要不要提、怎么提“，变成了”如何做到“，市场已经不再给它犹豫的机会。

2018年的3月29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游戏申报审批重要事项通知》，称由于机构改革，所有游戏版号发放全面暂停且停止时间不定。

回过头看，事实上当时差不多停了一年半时间，而且后续的审批版号通过的特别少，如果说原来一年能够审批通过几百个版号，那后来大概一年只通过一百个到两百个之间。换句话说，整个市场的版号供给急速枯竭，腾讯只能靠手里攒着的那40个预先申请的版号去生存，而且很多热门游戏不能收费开服。 

为什么呢？ 

2018年8月30号，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要“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商务运营数量”。要注意的是，这条法规讲的是控制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是从纯粹的社会问题角度提出的方案，但它打击的目标就是腾讯这些以游戏为生的互联网巨头。 

该文件公布一天后，腾讯的股价就暴跌了5.1%，市值蒸发了1542亿元；网易股价暴跌7.19%，创2016年6月以来的新低；完美世界一度跌停；37互娱股价跌幅超过9%。这是当时中国整个游戏行业收入最高的四家公司的惨状。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风波依旧。2018年9月10日，因涉嫌赌博，腾讯棋牌类游戏“天天德州”正式启动退市，停止充值和赛事服务，9月25日将关闭游戏服务器并清空数据。此前，“天天德州”长期占据苹果应用商店棋牌类游戏下载量前三名，为腾讯带来很多收入。 

一系列的问题，把腾讯搞得很尴尬，换句话说，腾讯的现金流被切断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质疑腾讯，说它在毒害青少年，让他们的青春都荒废在游戏里。

但是如果看商业数据，这一年其实是腾讯商业数据表现最好的一年，全年营收3127亿元，净利润787亿元，微信用户突破11亿，市值突破3万亿港币。

商业的极度成功不但没有带来安全感，反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质疑，这一年的质疑不关乎利润，不关乎成长，而关乎社会责任。一家拥有11亿用户级别，已经能够占到世界总人口1/6用户数量的互联网巨头，是不是只埋头挣钱就可以了？当然不可以，很多人都在说你靠游戏挣大钱，靠无聊经济挣钱，这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只会埋头挣钱的腾讯，本来觉得通过投资已经成为一家受尊重的公司，但没想到只是成为了不再受同行敌视的公司，此次此刻开始遭遇社会的敌视和政策的敌视。

当时腾讯发现在此之前，它们对于无数青少年的家长，对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方，甚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并没有过多的考虑，也没有想过说自己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商人。 

事实上这就是腾讯使命变迁最重要的第三阶段，开始感受到责任缺失之痛，只是活着挣足够多的钱，其实都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对腾讯的期望。 

此时的腾讯无比焦虑，现金流被切断，主营收入暴跌，为此他们把自己关在香港一家特别小的酒店里开了好多次会，去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最后产生了一个觉悟，用大家特别熟悉的漫威电影来讲，腾讯产生了一个与蜘蛛侠一样的觉悟，就是那句经典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腾讯对意义更深刻的一次认知。

我们再来回看腾讯整个生长线，它进入的第三阶段可以叫作”责任之痛”，而且这个阶段会长期持续下去，因为腾讯已经成长为一个影响很多人生活的一家互联网巨头。

更重要是，这是它成长生涯中的第二次破界，从不断成长和同行共赢到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为更好的社会进化去贡献力量的状态。只有进入这个状态，腾讯才能够走的更长远。 

当然，这一次对腾讯来说也是特别深刻的反省，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几次破界，其实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都在被社会压制，被行业仇恨的情况下，才做的调整。这也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业，跟国外的差距，谷歌在创立之初就说不做恶，Facebook在一开始就说要思考用户的权利究竟在哪里，虽然后面Facebook做得不太好，但我们更深刻地去看，其实这件事情背后折射出腾讯做使命迭代的本质和意义，它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换，两次破界之后，它的整个逻辑从生存阶段到追逐外在机会，再到内部通过科技创造机会去转化，更重要的是从原来挣钱的现实主义，到思考“科技向善”的理念主义，即从目标追逐到使命驱动。

这背后有什么深层动因？

首先，从中国的发展和代际进化来看，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不得不从山寨中国快速抄袭的时代，进化到创新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时代，这是腾讯的不得不，更是中国的不得不。但这个转化背后更底层的思考是什么？

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这本书中，做了一个特别精准，但是又特别悲观的论断，它认为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化会向技术投降，因为技术进化得太快，人类还没有找到适应它的法则，很可能就被商业带着去把整个技术普及了，而对此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很可能会视而不见。这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而是我们身边已经发生的现实，也是腾讯自己亲身经历的痛。

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社会的每一家科技型公司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尤其是技术用于牟利时，它的边界和界限究竟在哪里。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一个好的产品、好的技术，一定会受到法律、人类伦理等社会规则的约束。当科技突破这一切的时候，即便在技术标准上有再好的表现，跑分再高，也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因为产品最终是为人类服务的。” 

由此可见，意义非常重要，关乎人类的生存，商业不能挑战意义。而且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行业的表现其实并不好。比如，360流氓软件，百度无底线广告，字节跳动三俗泛滥，阿里淘宝、京东，GMV（成交总额）大战下的强制选边站，没有一家科技巨头全无瑕疵与劣迹。

中国以前的企业只重视生存、发展，几乎完全忽略了社会意义的真实表现，这也是今天我们从理念世界深入意义追寻，最后回到使命的逻辑。其本质就是随着一家企业从创立、成长，到不断壮大，你其实要经历很多次自我角色的认知转换，每一次你都要重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成就什么样的社会？我能够为社会贡献什么？”这也是腾讯案例背后大家需要思考的地方，我把它称之为“意义之轴”。任何一家企业在商业求存时，必须要思考属于自己的意义内涵，因为一旦你成长起来，必然会遭遇这些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腾讯遭遇使命危机恰恰是它成立的第二十年，也就是2018年，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十年，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对于腾讯来讲，不管是年轻的腾讯，还是成年的腾讯，都要跨过它的深水区，这个深水区也是整个中国或者整个行业要跨过的深水区。要在崛起的创新过程中，直面技术和伦理的关系很冲突，就是意义追寻的本质。而且站在这个角度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腾讯三次使命迭代，既可以看做是腾讯自身迫切求存的艰难蜕变，也可以看做是中国企业使命进阶的典型缩影。

3、企业使命进化的破界之旅

我们再来看这个破界创新模型。

事实上，这不仅是腾讯的破界之旅，也是中国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巨头，必然要经历的破界之旅。刚开始你就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目标就是活着；当你能稳定地活下去时，你想要不断地增长，这时你需要去寻求更大行业成长机会，学会与别人联手；当你的用户数量足够多、已经成为社会本身的一个重大变量时，你不得不去思考社会责任、义务或者你的技术、你的生存方式会对社会塑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两次破界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从机会到增长的破界只是量变，是规模的变化，但是从增长到责任的破界是质变，是从一般的生存到整个社会生存的理念和意义的深度迭代。我们把破界的过程抽象化，总结出一些大家可以通用的规律。一家企业的使命进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基石：按照破界理论来讲，你需要先把你的“界”建起来，这时你的基石是什么？是你在创业期的生存和机会，把握好机会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生存，在这个阶段，生存即意义。这是腾讯的第一次使命。

中级基石：当你度过生存危机，面临成长期时，你的基石是什么？是你的愿景目标，这时你要学会与别人一起活下去，从而实现增长，变得让同行尊重。这是腾讯的第二次使命。 

高级基石：当你突破前两次壁垒，进入第三阶段，拥有巨大的用户体量，真正成为巨头时，你不得不去寻找更高级的基石，这个更高级的基石就是我们讲过的第二曲线的逻辑，进入到使命，为社会贡献，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这是腾讯的第三次使命，这次使命开启了腾讯与人类社会演化同步的更广阔的未来。

如果把腾讯做成一条运动的线来看的话，意义和生存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所有企业都要经历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己要独自活下去，想着自己挣钱就好，因为你这时的力量太小，还顾不了别人。当然，这个阶段不要做恶，做恶影响会很大。

第二个阶段是自己要和别人协作才能活得更好。混沌经常讲价值网的逻辑，你要编一张更大的价值网，甚至演化成一个巨大的生态平台，你的生态位才能足够大。

第三个阶段是自己要参与到更好社会的进化中，按照使命的逻辑或者文化的本质来讲，就是要完成从自己谋取利益到利益他人，从自己独立起来到帮助他人独立。

由此，我们来回顾一下腾讯二十一年的三次使命与愿景的变迁。

第一阶段，活着就是意义；第二阶段，共存就是意义；第三阶段，社会担当才是意义。当走完这些阶段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使命更替的背后或者意义本身的三个层次是一个通解，所有企业都要经历生存-独自活着-盈利；增长-共同繁荣-共生；责任-更好社会-向善。

经过使命的迭代后，腾讯有没有发生变化？肯定有。

收入结构上，游戏收入占比下降，2B业务急速上升。腾讯2019年年报显示，网络游戏收入占比下降到了30%，当然数额仍然巨大，有1147亿元，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收入1014亿元，不算上社交网络，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占比27%。 

当腾讯的使命、意义确定后，它的新发展方向自然就涌现出来，收入结构占比也自然而然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一家企业的生存过程都是与世界的互动，这个互动会塑造你对世界认知的理念、对自身认知的理念，这些理念会决定你的使命，而你的使命会决定你的战略、战术，以及一系列生存的方法。但是，当你不断变得强大，规模利润等不断成长时，你一定会面临这两个问题：世界因你有何不同？你的存在对世界有何意义？

腾讯二十一年的意义破界之旅其实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从最初抓机会求生存，追求合理利润，到长期稳定成长，希望成为一家受人尊重的企业，这是规模的变化，也是我们所说的量变；当最终用户数量达到11亿时，它就不得不用“科技向善”穿越责任之墙，这是任何一家企业生长中最难的一次破界，因为这是质变的破界，是理念的破界，是意义的破界。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你的公司已经走到了一定阶段，现在还没有找到破界的突破点的话，一定要努力找，不然你的公司迟早会出现问题，因为随着你的成长，终有一天你也要走到你的责任之墙，而意义是不可跨越的。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破界不是无限制的破界下去，所有的破界都有同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大学》中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至善之路，是所有人的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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